修复壁画的李晓洋。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　　●三代人和时间赛跑，和风沙赛跑，为残破的壁画“治病”

　　●择一事终一生，希望把壁画修复做得比前代人更好更科学

　　●入行十年，感到了工作赋予他的独特意义：文明的守望者

　　8月25日，成都青白江明教寺，6位修复师在脚手架上拿着硬毛刷小心翼翼地除去墙上的尘屑。“80后”李晓洋是负责明教寺觉皇殿壁画修缮的修复师之一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记者看见一些粗犷的墨线隐约出现在墙上，“从风格看，绘上去的年代已久。”

　　现代和古代，两种时光交错在一面墙上，李晓洋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。和壁画的缘分始于他的爷爷。1956年，李晓洋的爷爷李云鹤从山东来到莫高窟，成为这里的壁画修复师。因创造性地开创了壁画的修复工作，李云鹤也成为壁画修复领域的泰斗级人物；1990年，李晓洋的叔叔李波开始跟随李云鹤修复壁画，如今已成为行业中坚力量；2011年，李晓洋也拿起了接力棒，从此三代人一起和时间赛跑，和风沙赛跑，为残破的壁画“治病”。

　　“佛系”青年的修复野心

　　外面大雨如注，明教寺觉皇殿里却很宁静。明教寺建于明成化元年(公元1465年)，代表了四川地区明代中期木构建筑深受官式建筑风格影响的特点，其殿内至今还保存了大量的明代建筑彩画、壁画。

　　从敦煌到成都，李晓洋此行的任务就是帮助觉皇殿修复壁画。殿内可以看见其北壁壁画，有历史人为干预造成的石灰涂刷覆盖污染。“当年涂抹石灰中混合了黏合剂，因此石灰和壁画颜料层粘连得很紧密，如果在修缮中强行剥除石灰，就会对壁画颜料层造成伤害，从而破坏壁画的完整性。”对此，李晓洋和团队只能用毛刷和吸耳球一点一点地进行剔除，“几个人花了近2个月，现在除尘的面积不到10平方米。”

　　借着幽暗的光线，记者四处环望，可以看见殿内梁枋上存留的壁画。“这里留存了12件梁枋壁画，我们采取了难度系数最大的修复工艺，将其从原址揭取下来修复。”李晓洋坦言，这样的方式多少有点冒险，但却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现场可以看见，支撑梁枋壁画的柱子已经下陷地面，这使得原本应该平行的12件梁枋壁画现在呈“V”字形，摇摇欲坠。

　　从2011年入行，到今年刚好10年。回望10年的修壁画之旅，李晓洋用“佛系”并“野性”做总结。

　　2011年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学习室内设计的李晓洋回国换护照，爷爷李云鹤试探性问他“要不来试试修复壁画，如果觉得不行，你后面再转行”。

　　尽管从小看着爷爷修复壁画长大，李晓洋却从未真正上手做过。他想或许体验一下也不错，于是应诺“试一试”。

　　入行第一年，他用灰头土脸来形容，“那一年基本只干了一件事，就是学‘和泥巴’。”中国古代壁画由里向外由支撑体、地仗层、底色层、颜料层等组成。为了实现“最小干预、最大兼容”的原则，修复师在制作壁画地仗层时，会就地取土，以保持和原材料的一致性。“和泥巴”是制作地仗层的首要工序，即把泥巴围成一个坑，中间倒入纯净水和剪成一厘米长的麦草，然后再一起搅拌，“这可不是简单的事，要求制作者掌握泥性，即泥土和纤维的比例是多少，干湿度如何把控……”

　　李晓洋本是个喜欢户外运动的人。休闲的时候，喜欢一个人开上车去大漠人烟罕至处，加速、穿沟越壑，享受一个人的速度与激情；或是驱车前往深山密林，进行一场探秘之旅。入行第一年，在每天枯燥的“和泥巴”中，他的“野”性子被磨平了不少，“再加上这些年在寺庙待久了，自己的性格也变得佛系起来。”河北曲阳北岳庙、河北石家庄毗卢寺、山东泰安岱庙……辗转在这些寺庙之间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待在狭窄的脚架上一厘米一厘米地修复壁画时，那种安静反而成了他喜欢的状态。

　　修复的时间越久，李晓洋的浮躁也慢慢褪去，对于事物包容度也越来越高，好像再难也没什么，再苦也没什么。他记得，在甘肃兴隆山时，每天只能凿冰洗脸；有同事在高原地区修壁画，一修几年，留下高原后遗症；修墓室壁画，阴冷潮湿，很多人关节疼痛……

　　但这份辛苦，也让他对于文物保护的敬畏之心越来越强，同时激起了他对文物保护的野心：“在这些恶劣条件下，如果没有人来做这样的工作，这些壁画真的就消失了。文物修复不应该是一个功利性行为，择一事终一生，希望把壁画修复做得比前代人更好更科学。”

　　□一场“快”与“慢”的博弈

　　毫无疑问，修复壁画是一件和时间赛跑的事情。当前，不少壁画面临着空鼓、起甲、菌害、酥碱等病害，这些问题随时可能使得壁画“香消玉殒”，保护工作刻不容缓。

　　1956年，24岁的李云鹤响应国家号召从山东前往新疆参加建设，途中去探望在敦煌工作的舅舅，在当地逗留时，被当时正四处“招兵买马”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看中，邀请他留下来工作，从此再未离开。

　　那时，壁画修复在我国基本上还是空白。为了摸清壁画和雕塑的制作及患病原理，他多方求教、反复摸索，一点点掌握了化学、物理、材料、水文、工程等各方面的知识，还练就了绘画、雕塑的功底，成为敦煌“百科全书”式的修复师。从事文物修复工作60余年，李云鹤面壁工作2万余天，撰写修复日志100余本，修复壁画4000多平方米、塑像500余身。

　　如今，李家三代人接续修复之旅，他们想要和时间赛跑，为更多的壁画延续生命。

　　保护需要加速，修复却需要慢节奏。“爷爷在20世纪60年代初，修复开凿于晚唐的莫高窟161窟60多平方米壁画时，平均每天修复壁画不到0.09平方米，历时两年才终于完成了敦煌研究院首个自主修复的洞窟。”在李晓洋看来，修复壁画，是一场“快”与“慢”的较量。

　　2013年，李晓洋在敦煌莫高窟修复360窟的文殊菩萨经变画时，曾一度为进度缓慢抓狂。对于治疗壁画的起甲，他需要经过除尘、注渗黏结剂、回贴、滚压等工序。拿着洗耳球小心地将颜料翘起处背后的尘土和细沙吹干净，然后用软毛笔将壁画表面的尘土清除干净。随后将一种黏结剂，通过小号的医用注射器注渗进已经和墙壁脱离的壁画背部，使壁画和墙壁重新黏合在一起。待胶液被地仗层吸收后，用垫棉纸防护的修复刀将起甲画面轻轻贴回原处……每一步都需要细致，不能有半点心浮气躁。

　　“一天可能就这几个步骤，你会重复成百上千次，而且不会总是一帆风顺。”李晓洋回忆，当时在粘贴菩萨眼睛时，由于眼部地仗层很光滑，导致用明胶粘贴后，眼睛会顺着胶水下滑。这可吓坏了李晓洋，“眼睛就那么小块，如果再粘不住，很容易在反复过程中将眼睛弄碎。”他不断调试胶的浓度，并在壁画右下方空白处做实验。直到换了另一种黏结剂，测试黏合度没有问题后，才小心翼翼用在眼睛处。

　　就这样，一点一点地推进，等到年底修复完毕，脚架拆除，他一看，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和踏实感涌来。原本面目全非的经变图，经过修复，原貌显示出来，“你能看见古时画师令人惊叹的画技，这些人物线条流畅，色彩斑斓，细节都勾勒得很清晰，你甚至能清楚地看见菩萨的每一个指节。”

　　在入行两年的“慢”时光里，这是第一次，他感到了这份工作赋予他的独特意义：文明的守望者。

　　传统坚守和现代科技“过招”

　　李晓洋不是第一次来成都工作。作为一名四川女婿，早在2018年，他就配合爷爷李云鹤在新津观音寺修复彩塑。“那一年爷爷荣膺2018‘大国工匠’年度人物称号，直到颁奖的前一天，他都还在观音寺工作。”

　　2019年，成都宝光寺。当时念佛堂北壁的《释迦涅槃图》受地质灾害影响，颜料层和地仗层发生脱离，裂缝蜿蜒着爬上壁画，再不进行保护，将会造成继续空鼓断裂甚至垮塌。李晓洋单打独斗来到这里为壁画“治病”，“遇见有些难题，还打电话给爷爷，他远程给了我不少建议。”

　　李晓洋说，爷爷那一代，因为技术限制，那时的莫高窟几乎没有任何文物保护的设备和工具。如今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现代科学技术也在文物保护中得到广泛应用。

　　在青白江明教寺觉皇殿里，不同角落都装有测试温度和湿度的仪器，他们每隔15分钟记录一次，最终形成一个年度温湿度报告，为壁画修复在考量环境因素上提供参考。

　　指着修复师正在除尘的壁画，李晓洋说，“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个石灰涂刷后的墙体下会有壁画，因为我们通过光谱仪器检测到这里有色彩，从而做出科学判断。”他进一步解释，以前的壁画，可能唐代画师画完后，宋代画师会在上面接着画，这会导致壁画呈现一种重层状态，“光谱仪器可以在不剥离壁画的状态下，检测出壁画是否有重层、覆盖的现象。”

　　而南北壁画，因为气候、建筑结构等不同，导致保护措施也有所不同。李晓洋记得，当时在新津观音寺，由于当地建筑为明代木结构，潮湿气候造成白蚁病害对这些建筑破坏很大。“你不能把每个菩萨骨架都打开来看，所以我们就用了便携式X射线机，来看骨架是否完好。”同时，他们还会用XRD物相分析，来分析地仗层的材料构成，从而一比一还原制作地仗层，使得修复材料和原始壁画最大兼容，一改过去靠人经验判断形成的误差。

　　不过，李晓洋也深知，做文物修复，创新也要在“守旧”的基础上。比如，在一次修复中，佛像的胳膊断了，有人建议用3D打印制作一个胳膊，李晓洋却拒绝了。在他看来，每一件文物上，都保存有当时社会的各种信息，是一部活的“历史书”，“这一次倒是复原了，但会对后人的文物研究造成障碍。创新的材料和工艺，可以在做复制品时尝试，对文物本体的修复，我们还是坚持用传统工艺。”

　　后浪档案

　　李晓洋，1989年在敦煌出生，是国内壁画修复领域的青年力量担当。2011年，22岁的李晓洋接过接力棒，跟随爷爷李云鹤投入到壁画修复中。10年来，他曾参与敦煌石窟、河北曲阳北岳庙、河北石家庄毗卢寺、山东泰安岱庙等壁画修复工作。他的身影也频频出现在四川壁画修复中，如新津观音寺、新都宝光寺以及青白江明教寺。(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边钰)